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没有人能够提供足够的实验数据，以确定仅仅是媒体录播出现本身就会对程序产生不利作用。

而这个新法理学起步的前提是研究者的文明自觉。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的焦虑，价值的焦虑、秩序的焦虑、文明的焦虑，有一个例子大概把这三个方面都能体现出来，过去我们30年中存在的所谓的良性违法现象，不仅仅是违反一般的法律，也违反宪法，宪法不断地被良性地违反，或者说系统的大规模的违反，而且是最权威的政治主体在大规模地严重违反宪法。

因此，一种更为健全的中国法理学的出发点，应当是对中国法律史的哲学化思考，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哲学化思考。法理学要想发挥它的作用，扮演其作为法律秩序的审查者以及法学的审查者的角色，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文章我就不做详细报告了。所以皋陶不同于后来的儒家，他实际上说德是一个措施，在心为德，在外为行，德行是连在一起的，而不是儒家强调的纯粹的心性问题。但问题是你这样做的话将使我们丧失掉整个20世纪我们非常丰富的现代性经验，你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将使我们无法调用我们20世纪里面获得的现代性再造的经验。

我们大部分法理学者也是不得其门口而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今天面对传统想要找到一个门的时候，道路之长、之艰巨，为什么这么推测呢？因为今天我们站在这儿用法理学词的时候，用一个西方理论的时候，我们打算对它评价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法理学教授队伍，我也很有幸加入到这样一批队伍中来，这些人也会对你产生鞭挞笔伐，这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之所以引进法理学，之所以做法律移植确实是因为我们被征服，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被征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历史上很短暂的现象，但是它确实已经持续了这么一个来世纪。在这个基础上造成一个问题，法律移植不是一个孤立的中国现象，整个世界都被拖入了西方主导的历史过程之中，无一幸免。司法公开是世界各国司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由于缺乏法律的规定，现在如果有法院将有关材料上网公开，并不是法院履行公开审判和信息公开义务的结果，即并不是承担公开审判的义务，而是法院体现司法为民、人民司法的高度责任感，主动而为的便民措施。而数字法庭功能除了规范庭审行为、采集庭审信息，还能实现远程审判，使身处异地的当事人也能面对面打官司。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就是针对媒体违反自律规范、行业伦理等职业道德的情形的，在媒体报道信息量越来越大的今天，当事法院指出来才有利于媒体发现问题。（三）全面司法公开时期（2009----）《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2009—2013）第25条规定，加强和完善审判与执行公开制度。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通过媒体与司法关系规则来确定诉讼参与者和参与报道、评论的媒体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为例，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

如何根据国际公约中的规则，结合中国国情，至少我们的立法还需要明确以下问题：一是合理解释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以及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将现行法律中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具体化，避免由于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而被滥用。国际非政府组织第19条组织 在《公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立法的原则》（第19 条原则）中提出一套原则，确立了信息权立法的最佳实践标准。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一切工作都应当纳入公开的范围，这为由庭审公开走向司法公开提供了理论依据。到2009年10月，50多个国家承诺用共计26000亿美元用于电子政府建设。

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要在合理时间内快速完整公开。既然公开审判不光是当事人的事情，立法不能仅仅通过上诉程序来对不公开司法信息进行救济，还要通过赋予普通公民与媒体的申请权和对不公开审判的起诉权来使普通公民获得权利救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审判公开制度是宪法的一项重要规定，是审判制度的重要基石。

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将来，立法机关应当通过适当的形式将上述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上升为法律，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向媒体公开司法信息、接受媒体监督的义务。

因此，仅从目前有效的规则分析，新闻媒体在法庭直接采访权方面未能有所突破，反而在庭审直播录播方面有所收紧。现代媒体能够使司法公开达到事实上最大的程度，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公开审判到底可以公开到什么程度？美国著名媒体与司法关系研究学者亨斯特勒一语道破说：直播的理由是公众有权看到审判而法庭却是容量有限的，而电视可以让公众在家中现场看到审判。

试点法院被要求在法院网站或立案大厅设立投诉电话、举报投诉信箱，安排专人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反映的问题进行核查。自主媒体时代，在电脑面前的发帖可以实质上不通过中间而媒介直接、真实地传播个人发出的声音。近年的国际性文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亚特兰大知情权宣言》在会议结论之5中指出：新技术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极大的潜在便利，但在获取和管理数据上的诸多限制不利于许多人受益于新技术。完善庭审旁听制度，规范庭审直播和录播。立法应当赋予公民和媒体记者一种权利：当他们申请一个案件公开审理的时候，如果法院不公开审理，他们同意有权针对这一决定提起诉讼。2010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就庭审活动录音录像问题作了规定。

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但是，正如前面所述，这一做法正在受到公众知情权的挑战。

继续推进审判和执行公开制度改革，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透明度，大力推动司法民主化进程。，我国的电子政务建设是中国信息化建设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以我国前期信息化建设的成果为基础。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全球信息技术报告2008—2009：网络世界的灵活性》 中也指出，要实现无所不在的服务提供，需增强系统连接性的宽度和深度，从流动性走向无处不在的连接。43个较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有39个中级人民法院建有网站，占90.7%。

为此，2006年11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新闻发布制度》，2006年12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在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的方式和范围方面都作了新的改革。设立了申诉和听证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三）电子形式的公开：司法机关的新义务电子技术的发明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在较早的国际人权文件和其他国际准则中没有针对电子形式信息公开的专门表述，比如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它媒介。

公共秩序主要是指法庭内的秩序。被调研的26个高级人民法院100%建有网站。

关于庭审直播录播问题，《若干意见》加大了限制。(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当事人的私生活是指当事人的私领域或家庭领域。近年来，中国法院数字化建设在全国各地得到实行。

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另外，为了保障立案公开，2009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还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立案信访窗口建设的若干意见（试行）》。但由于《若干意见》扩大了审判公开的范围、制定了纲领性的原则、细化了相关具体规定，从而使新闻媒体有了一个参与案件报道的更为广阔的舞台，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法庭审理阶段(虽然其非常重要)。所以，要使司法信息的电子记录公开正当化、合理化，唯一的办法是颁布国家《信息公开法》和《电子政务法》，这一法律应当适用于任何国家或者地方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当然包括法院。

通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网站建设情况进行了统计和验证，截止目前，仅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全部有网站且网站链接有效，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有效网站的中级人民法院比例不足60%。与此相呼应，其他多个国际评估报告中都体现出无缝隙连接、跨部门协同与整合、合作伙伴网络、整体性政府等理念。

其主要表现就是，法院数字化后形成的网络材料大部分仅仅出现在法院的内网，对于法院所形成的司法记录，并不通过网络对外公开。三、中国司法公开的救济和保障（一）我国目前对违反司法公开的救济不足司法公开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如果没有有效的救济机制和保障措施，那么，司法公开仅仅是一纸空文，无法真正落实。

司法独立与表达自由二者虽然都是民主社会的重要价值，但对两者进行平衡时，新闻自由应当是放在第一位的。2009年，是中国司法公开步伐走得最快的一年，2009年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人民法院应当设立立案大厅或诉讼服务中心，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认真做好信访接待、诉讼引导、案件查询、办案人员联系、诉讼材料接转、诉讼疑问解答、判后答疑、引导当事人合理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等方面的工作，从而在立案公开、审务公开等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